圣多馬·達干堂區之戀
在法國，人稱之為圣日耳曼區的，既不是一個行政區，也不是一個教派，也不是一個機構，也不是可以明確表示的一件事情。散發著圣日耳曼區氣息的大公館，在王政廣場、圣奧諾雷區、昂丹大道也有。所以，已經出現了圣日耳曼區以外的圣日耳曼區。有些人出生在與其影響相距甚遠的地方，卻可以感受到其影響，并且喜歡這個上流社會；也有的人在這里出生，卻可能永遠被放逐在外。
舉止，言談，一言以蔽之，圣日耳曼區的風習，四十年來之于巴黎，正如往日宮廷之于巴黎，圣保羅大廈之于十四世紀，盧浮宮之于十五世紀，王宮、朗布依埃公館、王家廣場之于十六世紀，再稍后，凡爾賽宮之于十七、十八世紀一般。每一歷史階段，上層階級和貴族的巴黎都有其中心，大眾的巴黎亦然。這每一階段的特點，都向希望觀察或描繪不同社會階層的人，提供了廣泛的思考材料。如果萬一對有關各方和年輕一代來說，經驗還不是完全沒有意義，那么，到這里面去探索原因，就不應該僅僅是為了證明這段艷史的性質，而且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尤其對將來來說，要比對現在更加意義深遠。
貴族老爺和總是笨拙地仿效貴族老爺的豪富人家，無論何朝何代，總是使其宅邸遠離人口密集的地方。路易十四統治時期，于澤斯公爵為自己修建了漂亮的公館，在自家門前為蒙馬特爾大街開了一口泉水。除了他的美德之外，這一善行又使他受到民眾的尊敬，以致他去世時全區大批群眾為他送葬。那時巴黎的這一角落還相當荒涼。然而隨著巴黎舊城墻的拆毀，大馬路那一邊的沼澤地蓋滿了房屋，于澤斯家族便離開了這所華麗的公館，如今是一位銀行家居住著了。后來，貴族自以為居于店鋪包圍之中有損身分，也放棄了王家廣場和巴黎中心附近，跨過塞納河，以便在圣日耳曼區自由地呼吸。那時在圣日耳曼區，以路易十四為他所承認的非婚生子女中的寵兒，杜·梅納公爵修建的公館為中心，一些高樓大廈已經聳立起來。
對那些慣于在富麗堂皇中生活的人來說，難道果真有什么比擁擠嘈雜、泥濘難行、大呼小叫、臭氣沖天、街道狹窄、萬頭攢動更令人厭惡的么？商業區或手工作坊區的習慣，難道不總是與大人物的習慣相悸么？經商的人和勞動的人就寢時，貴族還剛想進晚餐呢；待他們高聲活動的時候，貴族又休息了。這兩種人的打算永遠碰不到一處：前者算計收入，后者算計支出。因此，風俗習慣截然不同。這一評論毫無輕蔑之意。
貴族階級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一個社會的思想，正如資產者和無產者代表著社會的體制和行動一樣。因此，這些不同的力量應該有不同的處所。從其對抗中，出現了明顯的互不相容現象，這是由于他們各自活動不同而產生的，而不同的活動卻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這些社會方面的不協調乃是一切憲章合乎邏輯的后果。以致一位隨時準備對憲章發發牢騷的自由黨人，例如抱怨憲章違背崇高的思想之類（實際上下層階級的野心家們正是用崇高的思想來掩蓋他們的真實意圖），對于德·蒙摩朗西親王住在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轉過去的圣馬丁街，對于蘇格蘭王室后裔、費茲一詹姆斯公爵在蒙托格伊街轉過去的瑪麗一斯圖亞特大街擁有自己的公館，大概都會覺得十分可笑的�！癝intutsunt，antnonsint”（拉丁文：維持現狀也好，不維持現狀也好），教皇這句美妙的話語可以作為各國大人物的座右銘。每一時代都顯而易見、而且一直為民眾所接受的這一事實，其存在的理由就在自身之中：它既是因，又是果，是一個原則，一條規律。
民眾是通情達理的，只有在居心叵測的人將他們挑動起來的時候，才會將良知拋在一邊。這良知以具有普遍意義的真理為基礎，無論在莫斯科還是在倫敦，無論在日內瓦還是在加爾各答，都是如此。不論何處，當你將財富不等的家族集會在一定的空間之內，你就會看到，分成上等集團、貴族、第一等級、第二等級、第三等級的社會便自然形成。平等大約會成為一種“權利”，而任何人類強權都無法將它變成“事實”。為法國的幸福起見，在全國普及一下這個思想，看來十分有益。
在最不明智的民眾面前，政治上和諧一致帶來的好處，也能顯示出來。和諧一致是秩序的詩篇，而民眾是極其需要秩序的。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配合，一言以蔽之，就是統一，這難道不是秩序最簡單的表現形式么？建筑、音樂、詩歌，法國的一切，比起其他任何國家來，都更是建立在這一原則之上。這一原則已寫在法國明確而純潔的語言深處，而語言永遠是一個民族最可靠的表現形式。因此你會看到，在法國，民眾采用最富有詩意、最悠揚婉轉的曲調，喜愛最簡單明了的思想，喜歡意味深長而明快的圖案。寥寥數語可以引起一場大革命，在這方面，法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國家。民眾奮起反抗，從來是試圖將人、事物和各種原則協調統一起來。
然而也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法蘭西民族更能感受到，在貴族生活中必須存在統一的思想。估計是因為任何其他民族都沒有象法蘭西民族這樣深刻理解政治的需要：歷史將看到，法蘭西民族永遠不會倒退。法蘭西經常上當受騙，但是，也和一個女子上當受騙一樣，是受了最初沒有估計到其意義的慷慨激昂的思想和熱烈感情的欺騙。
如此說來，圣日耳曼區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公館富麗堂皇，花園很大，到處安謐寧靜，與其往日擁有的大量地產十分相稱。一個階級與整個都城之間這一空間距離，難道不是通過物質形式來表現的二者之間應有的精神距離么？世間萬物，頭占首要地位。萬一某個民族將其首腦打翻在地，它遲早會發現，它已經自我毀滅了。各民族不愿死亡，于是要設法再生出一個頭來。一個民族再也無力使頭再生時，它就要滅亡，如同古羅馬、威尼斯及許多國家已經滅亡一樣。
其他社會活動領域與上層社會之間風習各異所帶來的差別，對貴族階級頭面人物來說，必然具有真正的、重要的意義。不論什么國家，不管“政府”以何種形式以現，一旦貴族失去了絕對優越的條件，他們就變得軟弱無力，民眾就會立即將他們推翻。民眾總是希望財富、權勢和行動掌握在貴族手上、心上、頭腦中。言談、智慧和榮譽，沒有這三重的權勢，一切特權都會煙消云散。各層民眾，如同女人一樣，喜歡任何統治他們的人強有力，如果沒有幾分敬愛，他們的愛情便無法維持。誰不令他們肅然起敬，他們是不會對他服服帖帖的。受人蔑視的貴族，正如同懶惰的國王、女人氣的丈夫一樣，因為無能，才變得無用。所以，大人物均與民眾隔離，且有其獨特的風習。
一言以蔽之，貴族集團的一般舉止習慣，是真正權勢的象征；而他們失去權勢時，這也是他們滅亡的原因。圣日耳曼區之所以暫時被壓倒，就是因為它不肯承認，要存在必須對自己有所約束。其實若想永久存在下去，仍然不是什么難事。它應該象英國貴族那樣，誠心誠意地及時看到，各種制度都有其多災多難的年頭。到了那種時候，同樣的詞句已經不具有同樣的含義，同樣的思想以不同的面貌出現，政治生活條件完全改變了形式，而實際內容并沒有根本改觀。這些思想應該得到進一步的發揮，這段艷史基本上發揮了這些思想。在這個故事中，它既給原因下了定義，也為事實提供了注解。
莊嚴雄偉的貴族與邸及高樓大廈，內部處處富麗堂宣，陳設精美華麗，構成了一個“場地”。還未出生便已富有的幸運的主人，自由自在地活動其中，從不受到任何冒犯；慣于從來無需降低身分去計算日常生活細小開支，時間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早早地接受高等教育。總之，貴族的傳統習慣所賦予他的社會力量，他的對手即使通過學習、再加上堅韌的毅力和志向也很難與之抗衡。一個從童年起即擁有這等特權的人，一切都應該使他的心靈變得高尚，給他深深打上高度自尊的烙印，最起碼的功效也應該是具有與其高貴姓氏相稱的高尚心靈。從某幾個家族來說，確實如此。在圣日耳曼區，這里那里，也會遇到行為高尚的人。
但這只是些例外，從反面證明了普遍的情形是自私自利。正是這普遍的自私自利，導致了這個特殊階層的失勢。法國貴族獲得上述那些優勢，正象一切貴族的精華都獲得了這些優勢一樣。只要他們將其存在建立在自己的“領域”之內，各國的上層就會產生貴族的精華。無論是在地產領域也好；還是金錢領域也好，都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唯一堅實基礎。然而，只有在民眾同意給他們這些優勢的條件下，只有在他們自己能保持這些條件的情況下，各式貴族才能保住這些優勢。這是一種精神上的世襲領地，其“隸屬權”屬于領主。這里所說的領主，今天自然就是民眾。
時代不同了，武器也不同。過去一個方旗騎上，穿上鎖子甲、長矛揮舞得好、出示長矛上的三角旗就行了；今天一個方旗騎士則需要表現出智慧。過去只需要膽量的地方，今天則需要肥碩的大腦。藝術、科學和金錢形成了社會三角，權力的盾形紋章就鑲嵌在這個三角之中，現代的貴族也必須從這里產生。一個重要的定理與一個高貴的姓氏縣有同等的價值。羅特希爾德家族，這當代的富蓋家族（兩者都是有名的銀行家），事實上是王子。
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事實上是一個寡頭，他代表著整個世紀，而且幾乎總是成為法律。因此，能言善辯，作家的絞盡腦汁，詩人的天才，商人的韌性，將多種光彩奪目的優點集中于一身的政治家的堅強意志，將軍的利刃，這些可以單槍匹馬征服整個社會并強加于社會的本領，當今的貴族應當集所有這一切之大成，努力援為己有，正如往昔貴族階級壟斷了物質力量一樣。為了保持一國之首的地位，難道不需要一貫稱職地領導國家，成為國家的靈魂和精神，才能使國家聽從指揮么？沒有發號施令的本領，怎么能牽著平民的鼻子走呢？不具備手執權杖的軍事家固有的力量，元帥的權杖又有什么用呢？
圣日耳曼區曾經玩弄權杖，以為那就是全部權勢。它完全顛倒了主宰其生存的句子詞序。它本來應該將刺激平民的貴族家徽扔掉而悄悄地保留權勢，結果卻讓資產階級抓住了權勢，自己死死抓住貴族家徽不放，而且總是將自身居于數量劣勢而不得不服從的必然規律忘在腦后。人數勉強占社會千分之一的貴族階級，當今也好，往昔也好，都應該大量增加其行動手段，以便在出現重大危機時，能夠以同等的力量與民眾相抗衡。在當代，行動手段應該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歷史的回憶。
不幸的是，法國的貴族依然沉醉在已經煙消云散的往日權勢之中，死死抱住那種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態度。其實用這種態度它很難自衛。也許這是整個民族的缺陷。法國人從不向下看，總是從自己所處的地位向更高的程度前進：他自己不斷上升，卻難得可憐不及于他的不幸的人，總是抱怨在他之上還有那么多幸運兒。這一點，法國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尤甚。雖然他也很有感情，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寧愿聽從理智。這種民族的本性使法國人總是向前邁進，這種虛榮心也漸漸損害了他們的前程，但卻絕對地支配著他們，正如節約的原則支配著荷蘭人一樣。這一本性統治貴族階級已達三百年，從這一點來說，法國的貴族階級是地地道道法國式的。
圣日耳曼區的人，一向以其物質方面的優勢推斷自己在智力方面亦占優勢。法國的一切都使他們對此堅信不疑，因為建立圣日耳曼區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君主政體離開凡爾賽宮那一天便開始了的貴族革命。自那時以來，除幾段空白以外，圣日耳曼區一直依賴著政權。他們以為，即使將來，這政權也在不同程度上就是圣日耳曼區：一八三○年其失敗的原因即在于此。那時，圣日耳曼區的人猶如沒有根據地的作戰部隊。他們根本不曾利用和平時期深深扎根于全民族的心中。他們犯了這個錯誤，是由于所受教育有毛病，也由于對其利害關系完全缺乏全面的看法。他們貪圖并無把握的現在，毀掉了確有把握的未來。產生這一錯誤政策的原因，大約如下。
這些上層人士極力在他們與本國其他人之間保持肉體和精神上的距離，其全部致命后果就是：四十年來，在貴族階級中培養了個人情感而毀滅了作為社會階層的愛國主義。往日法國貴族龐大、富有、有權有勢的時候，貴族老爺們在危難時刻能夠從他們之中選出領袖人物，并且服從這些人領導。待他們變得微不足道以后，簡直就無法接受紀律的約束了。正如后期羅馬帝國一般，人人都想當皇帝；由于他們的弱點，覺得都是彼此彼此，于是便自以為全部高人一等。
每個家族，或者由于革命而破產，或者由于財產分割而破產，只考慮自己一家，卻不考慮貴族大家庭。他們似乎覺得，如果每一個家族都發財致富了，整個黨派自然就會強大有力。這是大錯特錯。金錢也一樣，它只不過是權勢的一個標志而已。這些家族的成員，保持著高雅的風俗習慣：彬彬有禮，衣著華麗，語言優美；貴族的那種假正經和傲慢，與他們的日常生活已渾然一體。本來這些習俗只應該是生活的次要部分，當它成為生活的主要內容時，那就是低級趣味了。每一家族都具有某種固有的價值，但是一拿到表面上，就只剩下有名無實的東西了。沒有一個家族膽敢自忖：我們是否已經強大到足以掌權了呢？一八三○年他們只好與詭辯者一樣甘拜下風。
圣日耳曼區，不能象大人物一樣表現出保護者的姿態，卻象暴發戶一樣貪婪。一旦在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面前證明了，復辟的貴族階級為自己的利益組織了政權和財政，從這一天起，這個階級便患了不治之癥。現在只能是寡頭政治的則代，這個階級偏偏要搞貴族政治。其實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制度。凡是比較機靈、仔細閱讀英國上議院議員姓氏的人，都會明白這一點（常常是平民的姓氏）。當然王國政府不乏美意。然而它一向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一切都要使民眾心甘情愿。即使關系到民眾的幸福，也是如此。法蘭西是一個任性的女子。無論是幸福還是被人任意毆打，都要心甘情愿。德·拉瓦爾公爵（駐羅馬大使，風度極佳）的謙遜美德使他無愧于自己的姓氏，如果過去有許多德·拉瓦爾公爵這樣的人，王室長房的寶座也就會象今天的漢諾威王室寶座那樣牢固了。
一八一四年，尤其是一八二○年，法國貴族要主宰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時代，最貴族化的有產階級，和世界上最女人氣的國家。圣日耳曼區完全可以輕而易舉地牽著中產階級鼻子走，并且逗得它高高興興。中產階級醉心于出人頭地，愛慕藝術和科學。然而領導這個偉大的聰敏過人的時代的庸碌之輩，卻全部仇視藝術和科學。他們需要宗教，但是他們甚至不會將宗教以富有詩意的色彩介紹出來。如果那樣做，說不定會使人喜歡宗教的。當拉馬丁、拉末耐、蒙塔朗貝爾及其他幾位天才作家用詩歌為宗教思想鍍金、對宗教思想進行革新或加以發展的時候，每一個敗壞政府聲譽的人卻在讓人品嘗宗教的苦果。任何一個民族都從未那樣百依百順過，那時節這個民族就象一個十分容易上手的破鞋女人一樣。任何一個政權也從未干過更多的蠢事：法蘭西和女人都更喜歡失足。
為了恢復自己的權利，為了建立一個偉大的寡頭政府，圣日耳曼區的貴族必須誠心誠意地仔細搜尋，以便在身上找到拿破侖的銀幣；必須開膛破肚向五臟六腑深處要一個主張立憲的黎塞留（法國著名政治家）。如果這個天才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就必須到冰冷的閣樓上去找。說不定他正在那里奄奄待斃。然后必須將他吸收進去，正如英國上議院經常吸收偶然碰到的貴族一樣。
繼而，命令這個人殘酷無情，將腐爛的枝條砍掉，將貴族大樹加以修剪。然而，首先，英國托利主義的龐大體系對于小小的頭腦來說，太無邊無際。要讓這個主義輸入到法國，法國人要花費許多時間。對這些人來說，緩慢的成功就等于“慘敗”。其次，這種救世主的政策，是上帝將力量安置于何處，便到何處去找尋。而我們這些偉大的小人根本不需要這種政策，他們仇視任何不是來自他們自身的力量。
總之，圣日耳曼區不但沒有返老還童，反倒更加老態龍鐘。貴族頭銜是次要的建制，如果只在重大的場合出現，仍可以保持。可是頭銜成了日常爭斗的對象，并不是藝術或莊重與否的問題，反而成了權勢問題。如果說，對國王的寶座來說，首先是缺少一位顧問，那種與偉大的時代同樣偉大的顧問；那么貴族尤其缺少的，是對其自身總體利益的認識。有了這一條，本是可以彌補一切的。貴族碰到了德·塔萊朗先生的婚事問題便不敢上前，而這塔萊朗是唯一擁有金屬頭腦的人。在他的頭腦中，能夠花樣翻新地制造出一些政治制度，使各個國家光榮地得到新生。
圣日耳曼區對于并非貴族而擔任大臣職務的人嗤之以鼻，自己又生不出可以擔任大臣職務的優秀貴族。它本可以真正為國家效力，例如使治安裁判更加高尚，使土地更加肥沃，修建道路和運河，使自己國家成為頗有影響的幅員遼闊的強國等等；但是它卻賣掉自己的土地到交易所去從事投機買賣。資產階級的活動家、有才干的人物雄心勃勃，危及國家政權。它本可以讓這些人進入自己的行列，而把他們從資產階級手中奪過來；它卻寧愿赤手空拳地與他們戰斗，因為它從前真正擁有的東西，現在只是從傳統上來說還占有著罷了。更糟糕的是，這個貴族階級正好還剩下一些這樣那樣的財產，足以維持其威風。這些家族沉醉于往事之中，在十九世紀向廣場上擲出的堆堆槍支中，竟沒有一家鄭重其事地考慮到讓家中長子拿起武器。
年輕一代，被排除在國事之外，便到夫人家中去跳舞，而不是以帝國時期和共和時期年輕、刻苦、單純的天才人物為榜樣，到巴黎來繼續每家家長早已在各省開拓的事業。長輩們通過維護當地利益的持續努力，贏得了公眾對他們頭銜的承認，而且他們力求適應時代精神，按照時代的口味重建貴族階層。貴族現在完全集中在圣日耳曼區，封建遺老反對派的思想與古老宮廷的精神在這里相互混雜，還很活躍。在杜伊勒里王宮中意見分歧的貴族階級，更容易被人戰勝，因為它只存在于一點上，又組織得特別不好，如同它在貴族院中也組織得很差一樣。
如果它與國家結成一體，它會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當它偏居于自己的城區之內，背倚王宮，橫臥在財政收支上的，只要一斧頭砍下去，就能切斷它奄奄一恩的生命線；只要一個小小律師的扁平面孔向前一伸，這斧頭就砍下去了（指主張取消貴族爵位世襲制的律師迪潘）。這個人自吹曾機敏巧妙地從劊子手手中奪回了好幾個人頭，實際上愚蠢地毀掉了不少龐大機構。貴族爵位的世襲權和長子世襲財產權，經他一諷刺嘲笑，便丟掉了。魯瓦耶一科拉爾先生發表的演說盡管十分精彩，也無濟于事。這里的事例和教訓，值得將來記取。如果法國的寡頭政治沒有前途，它死后下地獄時，則會有難以名狀的殘暴行徑，所以就應孩只考慮它的棺槨問題了。不過，外科大夫的手術刀雖然使人感到冷酷無情，有時它卻會使人起死回生。圣日耳曼區如果肯推舉一個領袖和制訂一套體系的話，即使在受迫害時，也可以比勝利時更加有力量。
現在，將這半政治性的簡介概括一下，并非難事。缺乏遠大的目光，許許多多小錯誤累積成一大堆問題；每人都憂心忡忡要恢復有錢有勢的地位；明擺著需要宗教以支持政治，追求享樂卻會損害宗教精神，而且必然帶來虛偽；有幾位頭腦清醒、頗有見地的人看問題十分準確，進行了局部的抵制，但宮廷中的敵手為這種抵制設置了種種障礙。外省的貴族往往比宮廷貴族血統更純，然而由于常常受到觸犯，也已漸漸疏遠。所有這些原因集合在一起，就產生了圣日耳曼區極不協調一致的風習。
在體制上，它并不是鐵板一塊；在行動上，它前后不一，既不完全講道德，也不赤裸裸地淫穢下流，既不腐化墮落，也不傷風敗俗。它既沒有完全拋棄損害它的那些問題，也沒有接受可能拯救它的思想。總而言之，不管個人如何軟弱無能，黨派仍用一切偉大的原則將自己武裝起來。這些偉大的原則便構成了各國的生活。不過，要壯年喪命，不這樣又怎樣呢？上面列舉的人物，它挑三揀四，一個也看不中。它從前趣味高雅，有瀟灑的輕蔑神情。但是，到垮臺時也沒有任何奪目的光彩或騎士風度可言。一七八九年流亡國外，還表現出某些情感；一八三○年流亡國內，就只表現出某些利害關系了。文學界的幾位著名人士，講壇上的獲勝者，塔萊朗先生在法國議會的成功，征服阿爾及爾，還有幾個在戰場上重新聲名大振、載入史冊的姓名，都向法國貴族顯示出，只要它肯努力，還有辦法法使自己全民化，仍能讓人承認它的頭銜。有條理的人，工作也進行得井井有條。一個人如果懶惰，他的每一個動作都能表現出懶惰來。同樣，由人組成的一個階級，其面貌與其總的精神狀態，與交配著他軀體的靈魂相符。
復辟時期圣日耳曼區的女子，既不象往昔的宮廷貴婦那樣對自己的品行不端表現出一種放肆的傲慢，也不象她們那樣，以后來的美德補贖罪過以表現出小小的偉大。這種事后的美德往往在她們四周放射出無比燦爛的光輝。這時期圣日耳曼區的女子并無十分輕佻的舉動，也毫無十分莊重的表現。她們的激情，除了幾起例外，都是虛假的�？梢哉f她們在縱情享樂。這些家族中有幾位婦女過著奧爾良公爵夫人式的布爾喬亞生活。這位公爵夫人竟然將自己的雙人床顯露在前來王室大廈拜訪的人面前，真是滑稽可笑之至！大概只有兩、三位女子繼續保持著攝政時期的風俗習慣，在比她們更為靈活的婦女心中引起一股厭惡情緒。
這類新型的貴夫人對社會風習沒有產生任何影響，然而她們原是可以大大施加影響的，萬不得已時，還可以舉行英國貴族婦女那種隆重的表演嘛！但是她們猶豫不決，幼稚地固守在古老的傳統中，被迫作出虔誠的樣子，將一切、甚至將其優秀品質都遮掩起來。這些法國婦女中，沒有一個人能夠設立沙龍，讓社會名流前來學習學習什么是風雅和優美。昔日文壇上她們那樣令人肅然起敬的聲音，社交活動的生動表現，現在完全無影無蹤了。而一種文學沒有總的體系，它就不能形成，就要與其時代一起解體。
某一時代，在一個民族當中形成特殊的一群的時候，歷史學家幾乎總會在這一群人當中遇到一個主要人物，概括了他所屬的那群人的美德和缺陷：例如胡格諾派中的柯利尼，投石黨內的助理，路易十五治下的黎塞留元帥，恐怖時期的丹東等。這種將一個人與他的歷史行列面目統一起來的做法，是合乎事物常理的。為了領導一個黨派，難道不需要統一思想么？為了在一個時代中大放光華，難道不應當代表這個時代么？有時黨派的頭目明智而謹慎，卻也常常不得不服從追隨這個黨派的民眾的成見和瘋狂的舉動。某些歷史學家，他們遠遠離開民眾可怕的騷動，冷靜地判斷在偉大的可載入世紀歷史的斗爭中，什么是最必要的激情的，他們常常指責黨派頭目的這種行動。實際上這些行動正是在上述不得已的情況下產生的。多少世紀以來的歷史鬧劇是如此，在更狹小的范圍內，即人稱之為風習的民族悲劇中，其個別場景，也是如此。
在復辟時期那段短暫的日子——如果上述看法正確，圣日耳曼區正是不懂得如何使這種日子穩定下來——剛剛開始的時候，一位少婦曇花一現地成了她所在的社會階層本性最完美的代表。這是既高傲又脆弱、既偉大又渺小的本性。
這位女子表面上受過教育，實際上愚昧無知；她滿懷高尚的情感，卻缺乏一種思想將這些情感統一起來；她將心靈中最寶貴的財富都耗費在服從社會習俗上；她隨時準備反抗社會，卻猶豫不決，由于顧慮重重而不得不虛情假意；她沒有多少毅力，卻很固執；沒有多少熱情，卻很容易著迷；沒有多少勇氣，卻很任性；極端女人氣，長于賣弄風騷，典型的巴黎女人；喜歡富麗堂皇，喜歡盛大的交際場合；從不動腦筋思考，要不就是考慮得太晚；極為不慎重，幾乎達到浪漫的程度；傲慢放肆無以復加，內心深處卻很謙恭；炫耀自己的力量，如同一根高高挺直的蘆葦，然而，也正如一根蘆等一樣，遇到一只強有力的手，便隨時會彎下身去；大談特談宗教，實際上并不喜歡宗教，卻又隨時準備接受宗教作為結局；她可能干出富有英雄氣概的事來，有時卻為了說一句刻薄的話而忘記擺出英雄氣概；年紀輕輕，嬌艷欲滴，周圍人們的各種名言警句使她變得老成持重，但她的心并不老；雖不曾實行那些人自私的生活哲學，卻完全可以理解這一哲學；具有阿諛奉承者的全部缺陷，卻也具有少女的全部心地高潔之處；懷疑一切，有時卻也任憑自己相信一切。
這樣一個地地道道性格十分復雜的女人，該怎樣解釋她呢？如果為這位女子畫一幅肖像的話，最絢麗的色彩形成強烈的對比，又構成富有詩意的模糊一片，因為有一種圣潔的光輝、青春的光彩賦予這模糊的線條以整體的概念。這樣一幅肖像難道不是永遠無法完成的么？風韻使她成為渾然一體。沒有任何裝腔作勢的地方。那些激情，那些似是而非的激情，那種向往偉大而并無行動的意圖，那渺小的現實、冷漠的情感和熱烈的沖動，都是極其自然的，是她本人所處地位所致，是她所屬的貴族階級地位所致。她很了解自己，而且在她的姓氏保護下，驕傲地置身于人上人的地位，在她的生命中，正如在貴族的生命中一樣，有美狄亞的“自我”觀念。美狄亞生命垂危時不愿死去，但她既不抬起上身，也不將手伸向高明的醫生，既不觸摸任何東西，也不讓人碰她一下。她覺得自己是那樣虛弱，甚至覺得已經變成了粉塵。
這位女子，人家叫她德·朗熱公爵夫人。
一八一六年，法國王政復辟時期日益完善時，她已結婚四年左右。這一時期，路易十八受到百日革命的啟發，不顧他身邊的人如何看法，終于懂得了自己的地位及所處的時代：但是，此后路易十八被疾病擊倒時，他身邊的人仍然戰勝了這位只差一把斧子的路易十一。德·朗熱公爵夫人父姓納瓦蘭，屬公爵家族，自從路易十四年間以來，這個家族一直信守著絕不將自己的貴族頭銜讓給其姻親的原則。這個家族的女兒們，和她們的母親一樣，或遲或早總會在宮廷中有權坐凳子（指在國王或王后面前可以坐凳子的特權）。
安東奈特·德·納瓦蘭十八歲的時候，走出深閨，嫁給德·朗熱公爵的長子。這兩家當時都被上流社會排斥在外。但是后來法國遭到入侵，保王黨們估計，唯一結束戰爭苦難的辦法，便是波旁王朝的卷土重來。德·納瓦蘭公爵和德·郎熱公爵一直忠于波旁王朝，高貴地抵制住了皇帝（指拿破侖）戰功的一切誘惑。結這門親事時，以他們的處境，自然應該遵照兩個家族的古老原則辦事。于是，美麗而貧寒的安東奈特·德·納瓦蘭小姐嫁給了德·朗熱侯爵先生（貴族封號為世襲。父為公爵子則為侯爵父死后，子才能繼任公爵，依此類推）。德·朗熱侯爵的父親在他們婚后幾個月就去世了。
波旁王朝復辟時，這兩家恢復了他們在宮廷中的地位、職位和頭銜，重返直到那時一直被排斥在外的社會活動舞臺。在這新的政治界中，這兩家成為最顯要的頭面人物。當時的潮流是卑鄙無恥、假裝歸順，公共道德卻樂于承認這兩個家族毫無瑕疵的忠誠、私人生活和政治品格的和諧統一。對這幾點，各黨各派都不由自主地表示欽佩。真正的人物，由于他們高瞻遠矚，奉行明智的原則，能夠使人相信法國應實行一種新的大膽的寬容政策，這些人往往會被排斥在國家大事之外；于是國家大事便轉入喜歡將原則推向極端以表明自己忠心耿耿的那種人之手。這也是和解、妥協時代常見的災難。
德·朗熱和德·納瓦蘭家族留在宮廷上層之中，注定要盡自己貴族頭銜的義務，同時也注定受到自由派的譴責和嘲弄，指責他們享盡了富貴榮華。實際上他們的家產并沒有增加分毫，而國家元首年俸卻自由開支，均以交際費用名義消耗殆盡。當然這交際費用對歐洲任何一個君主制國家都是必須的，哪怕是擁護共和制的君主國家也不例外。一八一八年，德·朗熱公爵先生在前線指揮著一個師的軍隊。德·朗熱夫人在一位公主身邊擔任一席職務，使她可以遠離丈夫留在巴黎，而不致引起非議。除了指揮軍隊外，公爵在宮廷中也擔任職務、部隊在某地駐扎時，公爵將指揮權交給一位旅長，經常來到宮中。
公爵和公爵夫人可說是事實上和心靈上都完全分居，只是不為外人知曉而已。這一門當戶對的婚姻，其命運為此類家庭契約所常見。世界上最相互排斥的兩種性格碰在一起，隱隱地相互摩擦，暗暗地相互傷害，永遠離心離德。再說他們每個人又都聽憑自己的本性，并且按照習俗辦事。
德·朗熱公爵，頭腦極有條理，可與德·浮拉爾騎士相提并論。他也有條不紊地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愛好行事，恣意追求享樂。他發現妻子性格極其高傲，情感淡漠，乖乖屈從于世俗常規，幼稚地忠心耿耿。按照假裝正經、篤信宗教的宮廷風習，在長輩的眼中，她大概是純潔無瑕的了。此后，他也任她自由自在地按照她的趣味愛好行事，追求自己的享樂。他冷冷地扮演上一個世紀貴族大老爺的角色，將一位二十二歲的女子交給她自己去掌管。
她感到深深受到冒犯。她的性格中有一個可怕的優點，就是當她的女性虛榮心、自尊心、可能還有她的美德不被賞識，隱隱地受到傷害以后，她永遠不會饒恕這種冒犯。侮辱是公開的，女人樂于將它忘記，因為她可以利用這種機會使自己的形象高大起來，說明她是寬大為懷的女人。但是女人從不寬恕形式隱蔽的冒犯，因為她們既不喜歡卑劣的行為，也不喜歡隱蔽的美德和愛情。
德·貝里公爵成婚之際（在一八一六年），大宴賓客時，德·朗熱公爵夫人的處境就是如此，雖然還為世人所不知，她自己也未加考慮。那時節，宮廷和圣日耳曼區已經擺脫了奄奄一息的狀態和謹慎克制的態度，真正開始了使王政復辟時期政府受害不淺的窮奢極欲。
那個時期的德·朗熱公爵夫人，也許出自心計，也許由于虛榮，每次在上流社會出現，身邊必有三、四位姓氏和財產都與眾不同的女子簇擁或陪伴。作為時裝王后，她在宮中有自己的梳妝女官。這些梳妝女官們在其它場合則照搬她的舉止和才氣。這幾個人她選得很巧妙，是專門從不諳宮廷內幕、也尚未進入圣日耳曼區核心的幾個人當中挑來的。當然這些人也企圖爬上核心地位，無非是權德（權德為天主教九品天神中的二品天神）想擢升到神座附近，進而躋身于人稱之為“小朝廷”的上層上品天神權勢之列罷了。
德·朗熱公爵夫人將自己擺在這樣的地位，更加有權有勢，更能左右形勢，自身更加安全。她的“女官們”保護著她不受誹謗，幫助她扮演時髦女子的可惡角色。她可以任意嘲弄男人，嘲弄激情，煽起他們的欲望，接受每個女性賴以生存的來自男子的殷勤和敬意，自己卻毫不動心。在巴黎和最上層社會中，女人也總歸是女人。她靠頂禮膜拜、阿諛奉承、地位顯要生活。最貨真價實的美貌，最令人贊嘆不止的姿容，如果得不到賞識，便一文不值。有了情人和諂媚的話語，才足以證明她的魅力。沒有聲望的魅力算什么呢？毫無價值。請你設想一下，一位最風流俊美的女子，孤單單呆在客廳的角落里，她肯定是非常憂傷的。
一個女子置身于豪華的社交場合之中，常常無法只在一顆心中成為幸福的主人，于是她希望統治每一顆心。巧妝打扮，裝模作樣，賣弄風騷。這一切都是專門為聚在那里的最無能的男性準備的：沒有才氣的花花公子呀，唯一的優點就是長相漂亮的男人呀，為這種人每個女人都寧愿一無所獲而失足。其實這些人是名副其實的鍍金木制偶像，雖有少數例外，大都既無投石黨運動時期小頭頭的經歷，也沒有帝國時代英雄的偉大光榮稱號，更不具備他們祖輩的才智和風度，他們卻要“不付代價”地成為這類人。他們象法國一般青年那樣勇敢，如果他們有機會接受考驗，大概也很機敏。然而在執政的一般老朽擺布之下，他們只能一事無成。這是一個冷漠的、庸俗的、毫無詩意的時代。大概一次復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變成一代王朝吧！
十八個月來，德·朗熱夫人一直過著這種空虛的生活，填塞生活的內容便是舞會，為舞會而進行的拜訪，無目標的勝利，一次晚會上便完成了從誕生到死亡全過程的轉瞬即逝的愛情。當她走進一間沙龍，所有的目光都齊集在她身上，她得到阿諛奉承的話語，飽含熱情的表示，她自己也用手勢和目光鼓勵著這一切，但是這從來無法達到比表皮更深的地方。她的語氣，她的舉止，她身上的一切都有權威的作用。她生活在一種狂熱的虛榮持續不斷的享受之中，使她飄飄然，昏昏然了。她與人交談時，能談到一定的深度；她傾聽著一切，可以說心靈的表面受到侵蝕。回到家以后，想起她嘲笑的事物，某件丑聞，她常常羞紅了臉。
在她與人爭論她根本一竅不通的愛情理論問題和現代激情之間的細微差異問題時，丑聞的某些細節幫了她的忙。多少自鳴得意的虛偽女人會對她說長道短啊！女人之間雖然能夠無話不談，但是說起來的時候卻會漏掉許多，比男人們曲解的還要厲害。有一陣她明白了，惟獨其美貌、才智都能得到普遍承認的女人，才算是有人愛。丈夫能證明什么呢？只不過證明，這個女子還是少女的時候，或者有許多陪嫁，或者很有教養，母親行為正當，或者她本人能滿足男人的野心，如此而已。而情夫則是女性個人完美無缺的固定綱領。
德·朗熱夫人年紀輕輕的時候，就已經懂得，一個女人可以公然地讓人愛上，而自己表現出并不是愛情的同謀，并不贊成這種愛情，只用最菲薄的愛情特許權來使人滿足一下。不止一個假正經的女人向她透露過表演這種危險把戲的伎倆。所以公爵夫人有向她獻殷勤的一幫子人，而崇拜她或向她獻殷勤的男人數量之多，便是她品德的保證。
在招待會、舞會、晚會上，她自始至終賣弄風騷，笑容可掬，施展迷人的本事。然后，幕一落，她又變得孤獨、冷漠、毫不在乎。到了第二天，她又恢復了活力，去享受另外的同樣膚淺的激動了。有兩、三個青年人完全上了鉤，真心愛上了她，她卻完全無動于衷地耍弄他們。她心想：“嘿！有人愛我，他愛我！”這一信念對她已經足夠了。一個吝嗇鬼，只要知道他的任何心血來潮的欲望都能得到滿足，也就興高采烈了。她與這種吝嗇鬼極為相似，可能她甚至還未發展到有欲望的程度。
一天晚上，她來到一位好友德·封丹納子爵夫人家。這位子爵夫人是她地位低微的敵手之一。這些敵手對她恨之入骨，表面上卻表現得熱情友好，到處陪伴著她：這是一種每個人都必須嚴加提防的子彈上膛的友情，其間傾吐的知心話皆十分巧妙地加以保密，有時卻十分惡毒。她以深知自己微笑價值的女人那種自然的態度，頻頻向人們遞送過去保護性的、充滿柔情的或高傲的輕微致意。她的目光落在一個男子身上。這個人她根本不認識，但是他臉膛寬闊，表情嚴肅，使她驚訝不已。一見他，她便感到與恐懼情緒相當類似的一陣激動。
“親愛的，”她向德·摩弗里紐斯夫人問道，“這個新來的人是誰？”
“這人你肯定聽說過，是德·蒙特里沃侯爵�！�
“啊！是他呀！”
她拿出單眼鏡，放肆地打量地，如同端詳一幅只能任人觀看，而不能反過來端詳你的畫像。
“給我介紹一下，說不定他是個有趣的人物。”
“沒有誰比他更憂郁陰沉、令人厭煩了，親愛的。不過他倒是位風云人物。”
阿爾芒·德·蒙特里沃先生那一陣不知不覺地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心。巴黎需要轉瞬即逝的偶像，讓人能愛戀上幾天，以便滿足其迷戀和矯揉造作的熱情。巴黎每每階段性地受到這種激情的折磨。比起這種偶像來，德·蒙特里沃先生倒是更值得引起大家的興趣。
阿爾芒·德·蒙特里沃是德·蒙特里沃將軍的獨生子。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將軍是高尚地為共和國服務的“前貴族”之一，在諾維戰死在儒貝爾（法軍元帥）身邊。由于波拿巴的關心，他的遺孤被送進夏隆軍校，并與其他幾個戰死疆場的將軍子弟一起，受到法蘭西共和國的保護。從這個學校畢業時，他沒有任何地位。他進了炮兵部隊，楓丹白露災難降臨時（指一八一四年拿破侖退位），他還只是個營長。
阿爾芒·德·蒙特里沃所屬的部隊并沒有給他提供多少晉升的機會。首先，較之其他兵種，他們的軍官數目極為有限；其次，炮兵部隊鼓吹的自由派甚至差不多是共和派的見解、慣于思考的博學人士云集使皇帝產生的恐懼心理，為他們大部分人的晉級設置了障礙。所以，與一般規律相反，升到將軍銜的軍官并不都是軍隊中最優秀的人，只有才子平庸之輩才讓人不太擔心。炮兵在軍隊中是一個特殊兵種，只在戰場上才屬于拿破侖。
除了這些一般性的原因可以解釋阿爾芒·德·蒙特里沃官運上的延誤以外，也還有其他與他本人為人及性格密不可分的因素。孑然一身，年方二十便投身于以拿破侖為中心的巨大風暴之中；除了自身以外沒有任何關切的東西，準備每天送掉性命，他已經習慣于只憑自重和義務感去生活。和所有靦腆的人一樣，他一般總是默默無言。但是他的靦腆絕非由于缺乏勇氣，乃是一種羞恥之心不容他作任何虛榮的外露表示。他在戰場上的勇敢無畏絕非假充好漢。他統觀一切，能夠冷靜地向他的下屬發出切實的指令，迎著炮彈往上沖，當然也適時地彎下身去躲過炮彈。他心地善良，但他的舉止使人覺得他高傲而又嚴厲。在任何事情上他都是數學般的精確、嚴密，無論是對某一職務應盡的職責，還是一件事情的結果，他都不能容忍任何弄虛作假的花樣。他不能忍受任何可恥的事物，也從不為自己要求什么。
有一種還不為人熟知的偉大人物，相當曠達，蔑視顯赫的聲名，生活著卻并不將生命看得過重，因為他們在生活中無法充分施展他們的力量，或將他們的情感全部揮灑出來。德·蒙特里沃就是這種人。人家敬畏他，卻并不怎么喜歡他。我們爬得比別人高，人們完全可以允許；但如果我們不將自己的人格降到他們那么低，他們是永遠不會原諒的。所以，人們對性格堅強的人，不能不懷著幾分仇恨和恐懼。對他們來說，別人過多的榮譽是對他們一種無言的指責，無論是活人還是死人，他們都不能寬恕。
楓丹白露告別之后，蒙特里沃雖然是貴族，而且有頭銜，也降為半薪。他堪稱典范的正直，仍然念念不忘對帝國雄鷹發下的誓言，在國防部盡人皆知；使國防部感到恐懼。百日時期，他被任命為近衛軍上校，并留在滑鐵盧戰場。他受了傷，滯留在比利時，沒有參加盧瓦爾河戰役。到了復辟時期，王國政府不愿承認百日時期授予的軍銜，于是阿爾芒·德·蒙特望沃離開了法國。
他天生敢干敢闖，見解高超，直到此時，戰爭風云已使他的高超見解得到了充分發揮。天性和高超的見解指引著他，他對各種大有用處的計劃又具有天生的熱情，于是蒙特里沃將軍乘船遠航，計劃去勘探上埃及和非洲尚未為人所知的部分，特別是非洲腹地。這些地區如今引起了學者們多么大的關注！他的科學探險為時漫長，卻很不走運。
他早就收集了不少寶貴的資料，準備用來解決當時人們熱切探求的地理問題或工業問題。他克服了重重障礙，一直到達非洲的心臟。由于叛賣，他落入一個野蠻部落之手。他被劫掠一空，淪為奴隸，在沙漠中輾轉兩年之久，隨時面臨著死亡的威脅。所受的欺凌虐待，更甚于殘酷無情的孩童手中所玩弄的小動物。他體力充沛，意志堅強，使他經受住了被俘期間的一切暴行。他奇跡般地逃走，幾乎耗盡了他全部的精力。抵達法屬殖民地塞內加爾時，他已經氣息奄奄，滿身襤樓，只剩下一些模糊不清的記憶了。他長途跋涉的大量花費，對非洲方言的研究，他的發現及所作的觀察，全都付諸東流。只消舉出一件事，就能使人對他遭受的痛苦有個概念：一連數日，他充當奴隸的那個部落首領的孩子們作游戲，以他的頭作為目標，從老遠的地方投擲馬骨頭，要骨塊停在他頭上，以此為樂。
蒙特里沃于一八一八年年中回到巴黎，完全破產，沒有保護人，他也不想尋找一個保護人。他寧愿死上二十次，也不肯向別人乞求什么。哪怕是求人家承認他的既得權利，他也不肯。災難和痛苦進一步磨煉了他的毅力，直到最細小的事情上也是如此。他慣于在我們稱之為良心的這個道德存在物面前，保持作人的尊嚴。這就使得他對表面看上去最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也都賦予一定的價值。
不過，他與巴黎最重要的學者和幾位教育程度很高的軍人都有交往，于是人們得以了解他的長處及他的冒險經歷。被俘、出逃的奇險情節，長途跋涉出人意料的情景，都證明他是那樣頭腦清醒，機智靈活，勇敢無畏，于是他不知不覺地贏得了一時的名氣。巴黎的沙龍中充滿了這種曇花一現的人物。對于一個藝術家來說，如果他想讓這種名氣永久化，則要花費無窮的力氣。
這年年底左右，他的地位突變。從貧窮變為富有，或者說，至少從外表上看，他享有富裕的一切好處。王朝政府為了加強軍隊，正極力使軍功卓著的人歸順，對前軍官作了某些讓步。這些人的剛直不阿和為人所熟悉的堅毅性格，都可以保證他們會忠心耿耿。德·蒙特里沃先生又被安置在軍界，恢復了軍銜，拿到了補發的薪響，并進了王家近衛軍。這些好運一個接一個地降臨到德·蒙特里沃身上，他自己并不曾提出半點要求。他的一些朋友代他進行了私人奔走。如果要他親自去，他肯定會拒絕的。
此后，他一反往常，發生了突變，他出入上流社會，受到歡迎，到處受到高度敬重。他似乎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結局。但是他身上，一切都在內心進行，外表上毫不顯露。在社交場合，他顯得嚴肅而內向，沉默而冷淡。他之所以獲得很大成功，正是因為與充斥巴黎沙龍的大群司空見慣的面目相比，他是那么獨具一格，委實新鮮。他的話語，與孤獨者或野蠻人的語言一樣，十分簡潔。他的靦腆被視為高超，十分討人喜歡。他成了非同尋常而且頗為偉大的人物。
他越是避開女人們巧妙的阿諛奉承，避開她們迷惑最堅強有力的男子，腐蝕最不肯屈服的頭腦的伎倆，她們便越是普遍一致地愛上這一獨特的性格。德·蒙特里沃對這類巴黎式的小小滑稽表演一竅不通，他的心靈只能與美好情感的響亮震顫相呼應。如果不是他的冒險經歷及他的生活具有詩情畫意，如果沒有過獎的人在背后給他捧場，如果不是他將要垂青的女子會得到自尊心的勝利，他很快就會被丟在一邊了。所以德·朗熱夫人的好奇心既強烈又很自然。說來也巧，這位男子前一天就已引起她的興趣，因為頭一天她聽人講述過德·蒙特里沃克生旅行中的一幕。那一幕對女人活躍的想象力來說，是會產生極深刻的印象的。